老年歧視對于傳染病而言意味著什么?

請暫時想象一下，假設你正身處一個病毒快速蔓延的世界，絕大部分感染者年齡在50歲以下。迄今為止（截至作者撰稿時），美國已報告確診病例10.4萬例，死亡病例至少達1700例，試想如果死亡人數中兒童占比最高，或者主要是初中生呢？再試想，如果科學家認為具有同類病毒暴露史的人群中老齡人感染風險更低呢？面對一種全球范圍內主要致使年輕人死亡的流行疾病，你會做出何種反應？

如果你發現設想之中自己的反應會跟現在不同，那我們就要提出一些更為尖銳的問題了，其中最關鍵的便是：老齡人更易受新冠病毒感染甚至死亡的事實，是否在影響著各國（尤其是美國）應對這一全球大流行病的方式？的確有很多邏輯和政治原因，可用于解釋為何美國相較于其他國家反應力度更弱。但作為一名醫生，我已發現有證據表明，老年歧視也在其中發揮著作用。部分原因在于，年齡偏見一直以來都在塑造著美國老齡人所能接受的醫療服務形態。

我是一名來自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的老年病學專家，這里的醫療中心排名為全美前十，同時也是西海岸水平最高的醫療機構。我們對新冠病毒的反應強度和規模都可稱得上是異常卓越。在將近30年的從醫生涯里，我從沒見過像最近幾周一樣的大規模全系統性動員。但我同時也看到了一些令人心憂的現象，尤其是我遍及全國的醫生同事們都在呼吁，老年病人的特殊需求與醫療科學沒有得到充分重視。

舉個例子，本月早些時候，醫療中心的領導宣稱已針對新冠病毒兒童和成年感染者研發出特定的診療方案。但就我了解，面向更易受到傷害的老年病人群體的方案卻并未出爐。這并非我所在的醫療中心的特殊做法，而是全國范圍的普遍現象。美國醫學界將老齡人和成年人混為一談，但事實上已有大量證據表明，同樣的藥品和疾病在老齡人身上表現不盡相同。此外，兒童醫院從3月初便開始對到訪病患進行健康篩查，但成人醫院卻直到兩周之后才啟動這一流程。你當然可以認為這是因為兒童醫院體量較小，方便管理，但也可以推測為保護成人及老齡人沒有那么重要，哪怕他們一旦感染導致的住院乃至死亡風險更大。

全球性災難事件當前，這樣的批評似乎不那么重要，但我們卻能看見整個國家都在做著同樣的決定。每做一次這樣的決定，國家就失去了一次遏制病毒傳播、拯救大多數年輕與年老者生命的寶貴機會：篩選出風險最高的人群以減速擴散，記錄下年老的感染者早期可預測的不同癥狀，為老年患者找出個性化醫療方案。因為對他們而言，侵入型藥物療法只能拖延痛苦，而無法阻止死亡。

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是，我并非在見證初衷惡毒、表現欠佳之人的罪行。相反，UCSF的領導層英勇無私，夜以繼日地工作只為了給新冠病毒感染者提供最佳醫療照料，同時保護其他病患和員工的安全。可諷刺又悲劇之處在于，這種高貴意圖卻正揭示了美國醫療體制內的年齡偏見有多么根深蒂固、無處不在，甚至在教育、研究以及最基礎的規程、結構、政策中都留下烙印。

醫學院往往花費數月時間為學生講授兒童生理學和相關疾病知識，花費在成年人疾病領域的是數年，可老年病領域只有幾個星期。老年病學甚至不在必修課程表上。國立衛生研究院1986年就要求將女性和有色人種納入醫學研究范圍，卻直到33年后的2019年才對老年群體采取同等措施。我的一位同事談及新冠病毒疫情面前美國各界應對舉措時這樣說道：偏見顯而易見，卻根本沒被注意到。但只要你稍加留意，便會發現偏見無處不在。

舉個例子，看看美國追蹤流感死亡患者的方式，這是最常見的可致死傳染病之一。雖然老齡人因此病亡的可能性大得多，但直到2018年，加州公共衛生部都只計算兒童和65歲以下成年人的病亡患者。《舊金山紀事報》得到的主要解釋是，要追蹤高得多的老年病亡案例數據將耗財又耗時。但問題在于，如果不弄清楚一種疾病在人群中的影響，就幾乎無法找出適合于特定人群的科學療法。如果受感染的人群是老齡人，問題又嚴重得多。就像我們所見的這場危機，很多人都將老齡人大量死去的原因歸咎于年齡本身，而非一個固有缺陷的衛生系統。

社交媒體上圍繞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公眾反應，已將醫學文化和美國文化之間不那么微妙的互相影響展露無遺。美國公民應對病毒蔓延的態度也不盡相同，有人明目張膽的年齡歧視（一些年輕人將新冠病毒戲稱為嬰兒潮清除者），也有人滿懷善意與同情（一些雜貨店專門為老年顧客留出了營業時間）。兩極化之間則是刻板印象和簡化論。近期《華盛頓郵報》一篇文章報道了佛羅里達州一處退休社區里老齡人對疫情爆發的不同反應。有些居民受部分媒體誤導的影響拒絕社會隔離，同時也有其他人表達了害怕染病的擔憂。然而，文章下面的評論卻在集中批判前一種反應，譴責老齡人整個群體都不負責任。

作為一名老年病學專家，我深知老齡人面臨著巨大的醫療服務障礙，即便沒有全球流行病的時期也是如此。三月第二個星期，我的診所為了保護病人轉而實施遠程線上醫療。周一那天，一位病人的診療進展很順利，另一位因技術手段不足不得不中止，其余所有病人則都取消了預約，因為他們告訴診所員工自己不會操作視頻問診。這些人長大過程中不曾接觸過這項科技，也沒能有幸跨過數字鴻溝。這場危機將致使我們醫療衛生系統中顯而易見的不平等進一步加劇，不止是老齡人，還有有色人種和窮人都將在劫難逃。

我從幼時就學習過人口金字塔模型，或者說是展示世界人口組成結構的三角形：最多的是兒童，其次為成人，最后是數量最少的老齡人。而如今，我們的人口模型已經變成了縱列，意味著社會中兒童、成人和老齡人各自所占的數量比例更為相近。這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現代醫學的發展，使更長的壽命成為了新常態。如果要說這次病毒大流行能帶來什么正面效應，那么我希望其中之一，是能夠刺激醫生、政治家乃至所有人來深入關注和適應人類結構的新事實。

每個人都可以幫助締造避免年齡歧視的文化，增進個體機構的價值。包括我在內的老年病學專家正在通力合作，力求探索出最適合用于新冠病毒老年感染者的診療方案。這一方案中涵蓋了一些必要信息，比如老齡人體溫相對更低，八九十歲的老齡人如體溫測得99華氏度（約37.2攝氏度）可能就意味著發燒狀態。醫院里的診療指南還包括其他不那么通用明顯的建議，比如允許家屬陪伴有癡呆或精神疾病的老年患者（不管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入院，以減輕病人的恐懼和激動心理，而且因為用藥方面的需求，老年病人需要病床的時間往往更長。這些舉措都能夠助力于新冠肺炎的早期診斷，減輕老年病患的痛苦與并發癥，從而緩解醫療衛生系統的巨大壓力，每個美國人都會從中受益。

我這里也有一些好消息。UCSF乃至全國范圍的醫療機構都在吸納老年病學以及其他老齡化專家進入救治組，以期修正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診斷、分類及治療方案。在資源愈發有限的情況下，增加遠程醫療服務平臺，結合醫學倫理提供更多可選項。這些進步意義重大。但我們仍很難不發出質疑：如果老年病人的需求和相關醫學專家的建議能夠從早期就得到關注，如今我們會處于什么狀態？這些老年病人又會在哪里？

欣慰的是，我們還有機會做出改變。居家隔離的健康人可以通過電話、視頻、卡片和家中或社區里的獨居老年人取得安全聯系。確保老齡人免受病毒感染、生存下去，不應只是國家面對這一脆弱群體的唯一目標，也不應只是全球大流行疾病期間的特殊做法。畢竟，生活在一個重視個人健康和基本人權的社會，同樣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