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建議組建老齡事務部:亟需強有力老年管理機構

中國用非常短的時間完成了從年輕化社會向老齡化社會的轉型，面對這樣一個急劇的變化，整個社會都沒有準備好，很多問題將接踵而至，這是我持續關注養老領域的原因。兩會在即，全國政協委員、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魯曉明告訴南都記者，他將再次關注老問題。

作為關注養老問題的提案大戶，魯曉明從2018年首次履職就關注并提交多份應對社會老齡化的提案，比如加強以房養老支持力度、保護老年人平等就業權等。2020年他提交了將積極老齡化確定為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基本國策的提案，獲國家衛生健康委答復。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并寫入十四五規劃。

2018年底，魯曉明牽頭成立了廣東財經大學老齡社會法制問題研究院，從民商法轉到老齡法研究，他坦言該領域在法律界和老齡問題研究中都屬于少數派，目前還屬于兩不靠，遇到了不少困難。

回顧過去五年的履職歷程，魯曉明用不敢打分，分是要人民群眾來打的，只能說兢兢業業來總結自己的履職表現。今年，他又帶來兩份與老齡化相關的提案，分別是加快老年教育和組建老齡事務部。我認為學者一定要直面現實，把論文寫在祖國需要的大地上，做學術不能自我設限。魯曉明稱。

南都對話：

談關注養老話題

從人口年輕化到老齡化，我們還沒準備好

南都：2018年您首次履職就提到了關于養老的提案，為什么這么多年持續關注老齡化社會相關問題？

魯曉明：首先，老齡化將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在人口方面的最大國情。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中國每一年凈增人口超過1600萬，世界每4個人中就有1個中國人。當這一部分人步入老年以后，中國老齡化程度快速加深，變成了世界平均每4個老人就有1個中國老人。

老齡化對我們國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過去幾十年，我國的治理政策和規則基本都是針對年輕化社會制定的。比如說我們規定了世界上最早的退休年齡制度，希望通過早退休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同時我們也規定了最嚴格的婚姻和生育制度，目的是為了限制人口。

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這些舉措都需要重新思考。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中國從年輕化社會到老齡化社會的過渡，不像其他國家一樣是漸進的過程。我國在計劃生育前后是完全不一樣的生育理念，計劃生育之前我們基本的生育理念就是多子多福，計劃生育后則變成了少生優生。從人口生育高峰到少子化是在極短的時期內完成的，這就導致當生育高峰期人群步入老年以后，我國迅速由年輕化社會向老齡化社會轉變，面對這樣一個急劇的變化，整個社會包括理論層面都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很多問題將接踵而至，這就是我持續關注養老領域的原因。

南都：此前您關于養老的提案是否收到回應？

魯曉明：我的提案都收到了有關部門的正面回應。比如，2020年我提出關于將積極老齡化確定為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基本國策的提案就被衛健委認為很有啟示意義，在國家出臺的文件中也有很好的體現。

對于提案的回應應該多方面地來看待。一般說來，最理想的情況是提案能夠進入最高決策層，但如果某個提案開啟了一個話題或者思索，或者雖然近期條件還不夠成熟，但從長遠來說有解決的必要，國家有關部門也開始思考，也是一種回應。

談組建老齡事務部

應對老齡化社會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管理機構

南都：今年關于養老您有何提案？

魯曉明：我帶來的第一個提案是建議設立老齡事務部，具體內容還在思考之中。之所以提出這個提案，是因為我認為現行的管理體制不一定完全適應老齡化的趨勢。現在老齡事務的問題分散于發改委、民政部、人社部還有衛健委等部門，多頭管理，客觀上存在條塊分割、難以協調的問題。

目前來看，我們有國務院下屬的國家老齡委，由國務院分管老齡事務的副總理擔任主任，其他部委領導擔任副主任或成員，但國家老齡委更多是一個議事協調機構。此外，我們還有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要職責就是跟蹤辦理老齡委的決策事項，研究提出全國老齡工作發展的方針政策和規劃，其工作更多帶有一種決策咨詢的性質。

總體來說，對老齡事務工作的統籌謀劃，老年人福祉的有效推進，還有老年人權益的保障以及執法監督等工作，目前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權責統一的職能機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總數已超2億6400萬。在整個21世紀，我國在人口結構方面最大的特點就是人口老齡化，這也使得組建一個穩定的老齡事務部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談加快老年教育

既是自主養老的需要，也是社會參與的重要部分

南都：除了組建老齡事務部，您今年還提交了加快老年教育的提案，有何考慮？

魯曉明：加快老年教育是實現老有所為、老有所養、老有所樂的重要途徑。首先，我國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中國人平均壽命70多歲，但實際退休年齡在53歲左右，很多人退休的時候還是年富力強的。其次，我們這么龐大的老年人口，完全依賴家庭養老和年輕人養老恐怕也不太現實，老年人也要老有所為，實現自主養老。所以說活到老學到老，老年人在客觀上有學習知識的需要，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根據最新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0年全國一代戶的比重近50%，（一代戶指的是同一輩人居住或單身居住落戶的情況）也就是說空巢老人非常多，老年人需要保持適當的社會參與。傳統的面向年輕人的教育主要是知識型、技能型的，對教師資質、教學內容、教學場所都有嚴格的要求。但是老年教育更多的是一種參與社會、陶冶情操的需要，比如學個陶藝、畫畫、太極什么的，和前者有很大不同。

我認為老年教育需要專門的規制，有必要制定一部專門的老年教育法。比如，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出現了一些打著老年教育的幌子，利用老年人渴望跟人交流的心態，對老年人實施詐騙的行為，就需要在法律中明確禁止。此外，我還建議，針對老年教育缺少經費保障的問題，今后應加大經費保障；對于知識型、技能型的老年教育和其他類型的教育要注意區別對待；鼓勵大學、技工學校參與知識型、機能型老年教育，依靠社區等各個方面來組建陶冶情操、社會參與型的老年教育機構，比如社區老年學校。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種老年學校和大家通常提到的老年大學不一樣，它具有普惠性質，面向全體有需求的老年人，沒有身份上的限制。

談轉型老齡法

學者要直面現實，不應自我設限

南都：2018年底您牽頭成立了廣東財經大學老齡社會法制問題研究院，作為國內較早涉足老齡法的研究者，期間有沒有遇到一些問題？

魯曉明：困難有很多，某種程度上我們的研究屬于兩不靠。因為我本來研究的是民商法，民商法在我們法律里面屬于強勢學科，相對來講容易出成果，同行之間的交流也很多。

轉入到老齡法以后，我們主要對老年社會相關法律問題進行研究，屬于一個領域法。但傳統上大家習慣從學科分類的慣有路徑進行研究，比如憲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等。因此轉移到這個領域后我發現能夠深入交流的學者相對偏少，在法學領域屬于少數派，比較孤單。

另一方面，現在研究老齡問題的學者主要是社會學者和人口學者。對他們來說法律屬于一個相對陌生的學科，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方法也不一樣。所以我們在研究老齡法時不可避免就遇到一些困難，成果產出也遇到一些障礙。

值得高興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注老齡問題的法學學者在逐漸增加，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老齡化對于社會的深刻變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廣東省法學會非常重視，今年我們老齡社會法制問題研究院獲批準設立為廣東省法學會法治研究基地。

南都：最新數據顯示，我國已經步入中度老齡化社會，您認為當下最急需法律規范的是哪些問題？

魯曉明：從年輕社會向老年社會轉型時期的法治問題很多，千頭萬緒。我個人認為對于老齡社會的法律政策，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思路。其次，一些明顯存在需要的法律制度，應該盡快制定出來。比如剛才提到的制定終身教育法或老年教育促進法，又如高齡者就業創業支持制度，制定老年人社會參與法，為老年人參與社會提供穩定的法律支持，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南都：今年是十三屆政協委員履職的最后一年，回顧過去5年履職經歷，您會如何打分？

魯曉明：分數是要人民群眾來打的，總的來說就是兢兢業業吧。作為一名來自教學科研一線的政協委員，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推動民生事業的進步，也確實做出了一些努力。我認為學者一定要直面現實，把論文寫在祖國需要的大地上，做學術不應該自我設限。